启蒙及前传
听说您读过很多书，您还记得幼时的启蒙读物是哪一本吗？有没有对您影响特别深远的一些书中情节或者一本书呢？
彭文淳：我小时候不读书，但我用唱片读世界。一直到上大学前，书架没有书，房间只有木吉他、电吉他，墙上的海报，与塞满烟头巨大像狗盆的烟灰缸。我花大量时间听音乐。我爸喜欢音乐，收藏不少日本45转老唱片。后来我哥开的唱片行倒了，店面清仓，家里突然多了3000多张唱片。是初三毕业准备联考那年，美国卡特总统与中国建交，把台湾抛弃了，社会气氛很动荡，大学生被动员去呼口号，对来访美国官员的凯迪拉克座驾砸鸡蛋。我丝毫不受影响，考上了市立重点高中，每天放学回来就听唱片，沉浸在自闭的幻想世界。排行榜歌曲，舞曲，轻音乐（Muzak），摇滚乐，古典乐，什么都听。后来在学校附近租闲置公寓单位办黑灯舞会。唱片都是我准备的，我就当DJ放歌。那时学生跳舞还必须跟派出所管区警察报备。
真正对阅读产生兴趣是考上大学，1982年。但凡考上大学的新生必须先上台中成功岭军训两个月。我却被遗漏在名单外，一个人就在家晃荡。有天，什么天启降临，忽然冲动想读书。我发现邻居有家租书店，每本五元三天。我租了一堆日本推理小说，世界名著翻译小说等等。为了抢三天内还书，日以继夜一本一本囫囵吞枣，速读速还，还了再借。一个暑假居然读了不少书，也记住很多作家。至于哪本才是启蒙读物，忘了。但反复阅读多次、获益良多的，确定是乔治高先生翻译，今日世界社出版的费滋杰罗的“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
您在上大学之前听过很多类型的音乐，当时印象最深、最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什么？或者有没有哪一首歌您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彭文淳：我初一加入学校军乐队，初三开始学吉他，学了很多曲子，很多乐理。喜欢的歌实在太多了，三天三夜谈不完。高中毕业前我听了大量流行与摇滚经典。然后某天早上，兴趣就忽然转向乐理更高阶、意境更复杂的爵士乐。
您听过的这些唱片对您之后从事广告时的创作会有影响吗？
彭文淳：没直接影响，但有帮助。我找不到同龄人分享音乐知识。直到读村上春树的时候，受到强烈撼动，原来有一位日本作家跟我成长经历那么类似，都孤独，也阅读大量的美国翻译小说，听摇滚乐，听爵士乐。说起来是1987年，我刚入伍，在寝室里心血来潮，一字一句正经八百给赖明珠写信。（赖明珠：台湾译者，被称为“村上春树的第一位中文译者”。她从1987年起翻译村上的多部小说，在华语世界推广村上春树的文学影响非常大。）从那时候跟她建立起了笔友关系，频繁通信，讨论村上春树小说的世界、里面书写的音乐与电影。我在英文系辅修日文，不自量力揪出她几处翻译错误。她有点意外，原来外面有读者这样较真儿去读每个字。于是她主动将她正在翻译的村上春树最新小说初稿影印件寄到部队给我，让我校对。她要我确认日文外来语标注的美国流行歌曲、摇滚乐队、爵士乐手、电影导演等等。直到我退伍，第一次见到她，成为朋友。
您最初考上了大学的物理系，为什么选择了转专业？
彭文淳：高中一开始读文科班，但历史、地理死背课文让我厌恶，转到理科班。大学联考靠着一点侥幸应届就考上名校物理系。开学后发现全系都是天才，自知之明该滚蛋了，于是想转学读电影。当时台湾的大学没有电影系，唯一的电影科在国立艺专，就是侯孝贤、李安的母校。它是三年制专科。台湾僵化的教育法限制大学与专科不相容，无法平转。科主任说既然你热爱电影不然重考吧。我不要。刚好一位高中同学考不上大学，却在这个比较容易的三专联招考上电影科。结果他对电影根本没兴趣（真是浪费教育资源），要我帮他上课点名（他可以翘课去打麻将）、拍电影作业，我爽快答应。同时间，我找老师来家里补习，将台大外文系两学年的课程以六个月时间读完，幸运考上跨校转学考，进了文化大学英文系。于是一面上英文系的课，一面旁听电影科的课。
您觉得自己是什么时候迷上电影的？
彭文淳：转入英文系之后。那时候精力充沛。每天三分之一在英文系，三分之一上电影课，三分之一在音乐教室当吉他老师（教二十个学生）。期末交完报告之后，整个暑假用8厘米摄影机拍实验电影。
您当时通过哪些渠道看电影？
彭文淳：二轮电影院。不清场，买一张票，看两部电影。我常去的那家就是蔡明亮《不见》电影里的主场景，叫“福和戏院”，位于台北县永和市。我在漆黑电影院看着银幕画分镜，抄写片尾工作人员名单，回家马上整理观后心得笔记。
从您刚开始看电影和看到广告，到这段时间，您有比较崇拜的一些导演吗？
彭文淳：当时电影社团的文青只探讨深沉的艺术片，伯格曼、费里尼，萨蒂亚吉特雷伊、小津安二郎、伍迪艾伦。我插不上话。我喜欢看商业电影。我特别青睐有个叫泰瑞·吉列姆（Terry Gilliam，美国导演）的作品。他的Time Bandits（1981年上映，台湾翻译做《时光大盗》）情节很搞笑，穿越剧。讲述一个小孩家里衣橱是个时光隧道，意外掉到中古世纪的英国。我看得兴味盎然，因为与我希腊古典文学读的亚格曼侬王、英国文学里的亚瑟王，都对得上号。我持续关注他。1985年他又拍了一部很厉害的电影叫《巴西》（Brazil，或译《异想天开》）。还有，影响我最大的电影是Ridley Scott（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Blade Runer）,1982年的电影。我在电影院，反复看了十几次。在首轮电影院，每天去看，当时台北票房很差，仅仅五天就下片，转到二轮电影院，我还是每天去看,直到拷贝都已经刮得全是雪花，电影院停播为止。
这部电影（银翼杀手）影响到您之后的创作吗？
彭文淳：影响非常多。这部电影的影像风格震撼了我：强烈反差光影、完美的黄金比率构图、蛇蝎美人与谋杀案的film noir（黑色电影）凄美风格。我对画面构图与光影的完美追求完全是受到这部电影启发的。（后来读到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的访谈，也提到自己风格化影像受到这部电影极大的影响。）
生涯及作品
80年代中后期，台湾广告业开始开放，到了90年代它已经算是一个蓬勃时期了，当时您也已经入行了，对当时广告业的认识是有哪些呢？
彭文淳：我退伍当天还没回家就直接去著名的阿荣摄影器材公司报到。以为是条学习电影的捷径，但从第一天出班灯光助理就通宵到隔天下午。回家才睡一个钟头马上又被公司电话吵醒命令出下一班通告。大学一起听爵士乐彻夜聊梦想的好友看我干得跟狗一样狼狈，说了一句话至今难忘：“你以为摸到摄影机外壳就能变成杨德昌？太天真了吧。”没多久我就辞职。自己开制作公司。
带着刚印好的名片去著名的广告代理商拜访，骄傲的创意人压根不理睬。让制片出来敷衍两句：“祝你们成功！”草草将我打发出去。拜访直接客户，第一反应就是：“导演作品集看一下”。我明明没作品，却说“我有作品，只是签了保密协定，暂时无法让看”。甚至还说了愿意贴钱帮客户拍广告这样的话，但压根就没人相信，当我搞诈骗似的。终于，有个直销品牌“兰丽绵羊油”客户经不住死缠烂打不断提脚本半年之后，编出预算让我拍支歌舞广告片。非常感恩。为了那支片子选角，我自己在办公室不远的马路上发现了放学的贾静雯。但遗憾是，影片完成后从来没出街过，仿佛从来不曾发生一样。
自此之后就是不断自我“在职学习”。没事也去片场瞎晃悠，见友善的灯光师中场休息，就凑上去请教“上次某某香港摄影师那部广告的光怎么打出来的？”，听完回家再一格一格画面比对。著名的鄧勇星导演听说我爱电影胜过广告，开导我一番之后，借我一卷VHS让我带回家，里面收录各种各样美国广告：“里面有一支是教父大导演科波拉拍的广告，你把它找出来我们讨论”。我看了几天，琢磨不出哪支像科波拉导的。还带子时我满是疑惑。他一脸恶作剧得逞笑：“若不这样讲，你怎会认真看完每支广告？” 由衷感谢他对我的启发。
您当初进入广告行业，您的家人是否支持？他们怎么看待这个行业？
彭文淳：不支持。我爸叫我别干了。他说，怎不去考高普考，当个公务员或进邮局上班。为什么干这么辛苦的工作？每天回到家都半夜。有没有赚到钱？我说，没。未来打算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
后来左思右想，既然懂一点拍片皮毛了，不然去找代理商找工作，当producer，看别人拍片，还有月薪拿（愚蠢至极的想法！）。我将简历与导演作品集，整理在四分之三吋U-matic带子，请在“联中麦肯”（United-McCann）上班的朋友转交创意总监。麦肯广告公司的客户都是大品牌，例如美国棉、雀巢咖啡等等。广告片高级有国际范，几乎都出自香港大导演，例如吴锋濠（Louis Ng）或徐沛侃(David Tsui)，我很羡慕。过了一个多月，没收到任何回音，很沮喪。我爸忽然病危住进加护病房。我每天睡在台大医院长廊，听夜半的鬼哭神嚎，无人的电梯会自动升降。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崩塌了，看不到前景一丝光明与希望。
然后，电话終於响了。那天，櫃檯小姐领我進会议室等候。一位服装极其鲜艳的女士走进来，头上戴頂寬大的真皮牛仔帽（4A公司的人穿衣都这么夸张吗？）。她说，你不是导演了吗？干嘛跑来应征producer？我说：“我想进广告代理商学习”（年轻人应征面试最糟的一句开头语）。她说：“学习？你来学习？我让ECD过来看他怎麼說”。她转头大喊：”Tomaz!（莫康孙的英文名字。莫康孙是中国广告界的标志性人物，被誉为"中国广告四大教父之一"）Come on in and take a look. The guy who claims himself a film director is here. ”（“進來看一眼吧，那自稱導演的家伙来了。”）莫先生跟我说了什么忘了。在我失望离开之前，牛仔帽女士补了一刀：“Sorry啊，我们目前最不缺的职位就是producer。“
后来的际遇有转变吗？
彭文淳：入行前两年，在广告圈四處碰壁，听各种冷言冷语，对我总是交片不顺利的嘲讽。然后我父亲病重过世了。告别式上，我的大伯在家族亲友前朗读祭文，结束后忽然即兴补了一句，彭家个个有出息，就文淳一事无成失业中，要加油找份工作，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几个月之后，我又发现公司合伙人是个病态的說謊者，卷走多笔应收款项。终于我不再忍耐，勇敢离开自己的公司，独立做freelance导演。这些点点滴滴历练都成了我的血泪年轮，茁壮的印记。后来際遇的改變是遇到了業界最有天赋的摄影师何男宏。
您之后为何选择转拍MV？
彭文淳：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是华语流行歌曲的黄金年代，天后级歌手发片，会编列重金做宣发，MV是接触市场最快的方式。MTV台在亚洲落地之后，带动整个影视产业，每个歌手都拍MV，大量需求导演。我这种初出茅庐的小导演就有机会了。然而我第一部MV作品张洪量的《美丽花蝴蝶》製作費很少，演员、工作人员都是自己人帮忙。但作品完成后，口碑不错，唱片公司很满意，继续找我合作更多歌手的MV。
如果选择自己拍摄过的3部MV代表作，您会选哪些？
彭文淳：张艾嘉《爱的代价》，刘德华《真永远》，苏慧伦《我一个人住》。
《爱的代价》的拍摄经验？
彭文淳：张姐待人客气，但头脑犀利。脚本开始沟通时，我工工整整写了近十页400字稿纸fax传真到香港给她，修正再修正，往返了一个月。正式拍摄当天，她走进棚内，环顾四周，打量美术设计，打量人员素质……我才28岁，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年纪，必须做好十足准备接受她一百种挑剔与质疑。然后她看我自己操作摄影机手法纯熟，光影讲究，表演指令也不含糊，就信任我了。
这一段时间您除了拍摄MV，还和哪一些广告创意人合作呢？
彭文淳：合作的几位创意人，后来都变伟大了……我这个小咖，奥美却有人很勇敢找我拍第一部“左岸咖啡”广告，她是胡佩雯。当时她是台湾奥美的頂尖文案。另外一位很勇敢的也姓胡，叫胡湘云。奥美的“二胡”。后来胡湘云当了奥美大中华区的创意总监。然后当时上奇广告的张怡琪(Vivian Chang)， 运筹广告的吴佳蓉(Canon Wu)，等等，都在我事业初期给我很多机会与无比信任。
（胡湘云是奥美集团首席创意长，她是台湾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拿下D&AD黄铅笔奖的人，曾操刀大众银行、全联等多部成功广告。）
在你们合作期间，除了左岸咖啡，还有哪些比较经典的作品？
彭文淳：1995年之前，除了左岸咖啡左岸咖啡我几乎没有广告代表作。
但香港的徐佩侃(David Tsui)导演却从我作品集里几部MV作品与公益广告中看到了我，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英文信给我。同时他让知名广告人林俊明（Jimmy Lam）到台北，亲自邀我加入香港Moviola制作公司，成为导演阵容的一员。我当时很心动。但这个合作两年之后才成真。有件事印象很深，1995年5月底拍摄左岸咖啡完成，从巴黎回到桃园机场时，我發現接机的人特别少，气氛很怪异。原来大家挤在另一个角落。我拖着行李好奇地去围观。电视正播报突发新闻：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哮喘发作过世了。记忆總會将左岸咖啡與鄧麗君死去那天結合在一起。同一年夏天，我又花了三个月拍摄中天电视台的开台节目《有声的所在-新台语歌五年记》。我掌镜记录了刚出道的伍佰在Live House激情演唱的画面。如今都成为相当珍贵的史料档案。
之后，我与新加坡奥美的林少芬开始合作《中国银行》。从此，暂时与台湾广告界脱勾了，一直留在新加坡工作。期间也飞香港，与David Tsui的制作公司合作拍片。直到三年後接下金城武代言台湾易立信（Ericsson）手机的工作才回到台湾。
在广告创作中会有两个方面的诉求，一些客户可能会比较要求商业诉求，但是往往在艺术呈现的时候，它会需要一些艺术表达，您通常在这两者之间是怎么平衡的呢？
彭文淳：与客户同频最重要。我曾遇過完全不对盘的客户，聽我讲一分钟腳本就不耐烦，要我閉嘴。無論代理商与导演都需要与客戶同频。导演出场第一印象很關鍵。若同频，客户愿意将一个连商品都看不到的脚本放心让你出國執行，不是冒险，而是因同频共感的信赖感。金城武哑女的三分钟长的广告片就是這樣来的。
《中国银行》系列广告
《中国银行》的竹林篇是华文广告的经典之作，您能否分享一下这篇广告的缘起和创意过程？
彭文淳：1996年是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成立60周年纪念，他们原先单纯只想拍一条在大會播映的背景視頻，预算不多。新加坡广告工作语言是英文，陳川波經理说《中国银行》的核心思维必須找懂中文的创意人。他找到做健力士黑啤酒一战成名的奧美廣告林少芬。少芬说，那为何不趁這六十週的机会年把它拍成寓意宏大的形象广告，做为中国银行的代表作呢？于是定下了高山、竹林，江河、麦田这四个主题。
高山篇在三月份的青海高原拍摄。竹林最美是夏季，我们在六月的日本京都拍摄。麦田是在七月份拍摄，在中国黑龙江最北、曾经被称为“北大荒”的建三江农场。那块麦田是1996年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单一麦田，无遮蔽，放眼望去一马平川。接下来拍《江河》时间到要接近冬天了。共花了十个月，圆满结束。何男宏摄影师与我并肩作战。剪接室里我与少芬以及剪接師江宝德一字一字推敲最美最有力的文案，放在画面上。
《中国银行》系列是您早期经典代表作，您会如何总结它对您整个广告片生涯的意义？
彭文淳：它是事业转折点。隔年我进了The Gunn Report杂志的世界排名，全因这四条片子。其实也归功于新加坡奥美做了很好的英文翻译，参加世界主要的广告大奖，从坎城、D＆AD到纽约广告节。这四条片子在这些大赛中都获奖。
立邦漆广告
立邦漆是一个比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它与您之前接手的广告的客户都不同，您当时接这条广告片的缘起是什么？
彭文淳：立邦漆是新加坡企业。原名Nippon Paint—日本漆，但这名字不适合中国，于是巧妙用了“立邦漆”。拍这条片其实挑战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脚本是林少芬以童心未泯的笔触画了一条地平线，几栋房子，两个小孩在刷漆。她问，可以拍吗？我说，哪里拍？一个草原，一栋房子，两个小孩刷漆。我买了很多参考资料，翻遍每一页，北欧的木屋，或爱尔兰海岸悬崖边上草原的一座小屋、灯塔。就是没有中国式的原野小屋。堪景两个月，跋涉几个省，找不到任何结果。正当心灰意冷，我制片意外联络上住河北省张家口素未谋面的亲大哥，他是个开夏利面包车老司机。告诉我们，有几回拉客人往坝上方向，曾在公路两旁看到过如此景色。我觉得他吹牛逼。他说不然马上载你们过去。我们坐上他的车，从北京到张家口，再一路颠到内蒙古，将近三天。最后抵达他讲的所在，地平线浮现一栋栋梦幻般的草原小屋。我们抵达时，正值酷寒二月，一片萧瑟干黄。一个穿皮夹克的帅气蒙古小童牵着一匹小牛犊路过，我拦下他带路。问牧民何时才有草，他们说你们七月下旬回来吧，那时候草最美。少芬去请示客户：现在才二月，若等到七月份才拍这条广告片，可能吗？（今天你这样问，客户会把晚餐笑喷出来，然后一脚把你踹出会议室！）但立邦漆老总吴学人先生非常理解拍片的坚持，说愿意等呀，既然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就等。于是这部广告就奇迹般诞生了。
合作金城武
您和金城武的合作是始于1993年的维他露雪露乳酸广告吗？最早的一次合作是怎样促成的？
彭文淳：雪露1993年拍摄。饮料客户找他担任代言人。上奇广告张怡琪(Vivian Chang)发脚本给我，觉得我懂音乐，擅于掌握节奏感。广告里的女演员，叫做徐熙媛，后来大家叫她大S，是我推荐的，因为我不久前才拍过她上一部广告。当时金城武初试啼声，第一张专辑正在混音阶段，陈升担任专辑制作人。（陈升，1958年出生，台湾知名歌手、词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陈升曾为金城武打造过八张专辑。）片场收工已到深夜了，按升哥要求，让我去录音室给他过目今日的拍摄素材。满桌的空啤酒罐，他已经茫了，说：“你这拍什么我看不懂，剪接完再拿来吧！”后来他承诺单独为这广告出一个30秒音乐版本也食言了。我自己带着卡西欧Porta Sound到录音室去捣鼓一阵。录音师把我弹奏音档名注记为：“一顿叮叮铛铛”。
这次合作结果大家都很开心，奠定日后与金城武以及福隆经纪团队持续合作的开始。
2013年您拍摄的金城武《I See You》广告，成为YouTube首支破千万的华语广告，拍摄这支广告片的缘起是什么？请分享拍摄时的故事。
彭文淳：长荣航空《I See You》广告制作于2013年，距离现在13年了。接到福隆经纪公司电话时候，首先我问金城武先生容颜安好（笑），请经纪人发张照片来。照片发来后，我把所有金城武照片摆在一起，看到岁月的变化。我说变大叔了。（笑）她说，“那请导演拍出他大叔的成熟韵味吧！” 2013年长荣航空公司正式加入星空联盟，第一次做电视主题广告，第一次用代言人。当时董事长张国炜，大家叫他小K，说要做就做大：“声势要大，代言人要大，制作要大”。广告画面导演自由发挥，只要是长荣航空有航点的城市。我在诸多航线里筛选，选择了巴黎、日本奈良。加上台湾的台东池上。花了两个多月准备。
这篇广告的文案也是非常出彩的，当时你们在考虑文案的时候是怎么抉择的？
彭文淳：创意总监看完第一版剪接，开始写作文案。因为有《左岸咖啡》的工作经验，我对塞纳河沿岸不陌生。这次发愿要拍到巴黎的气质地标——莎士比亚书店。上次《左岸咖啡》申请被拒绝了。但这次不同，广告主是世界前十大最佳航空公司，配上亚洲顶级的艺人。女老板毫不犹豫就点头答应（真有点势利眼…）。在春寒料峭的五月某个大清早，莎士比亚书店的内景与门口，顺利拍摄完成。巴黎拍完继续前往日本奈良，最后回到台湾。
您与金城武合作了很多年，拍摄每一支片子的时候还怎么保持新鲜感？
彭文淳：保持距离，才能保持新鲜感。我每回见到他都间隔好几年后。我老了，他也不年轻了。拍《I See You》时，拍拍肩膀寒暄，不多不少三句话：“又见面了，你好吗？今天拜托你了！” 再多就尬聊了。
他不向往名利，所以独来独往，很潇洒。越老越有高仓健的气质：刚毅多情，少言寡语。
您曾合作过许多明星，您觉得明星对导演的创作有什么加分项或者限制吗？
彭文淳：我合作过韩星有李英爱、裴勇俊。李英爱，来中国拍广告，一个人，没保姆团队。有礼，随和，我们吃什么她就吃什么，无论盒饭或水煮全羊。连灯光师扯无聊笑话都能逗她开心。我讲个亲身经历。那一次，片场拍完转场，从上海经过北京到内蒙古拍大外景，一天只有一航班，半夜起飞。我与韩国创意总监加上李英爱三个人，在商务舱，没其他人。李英爱坐在走道我隔壁的位置，邻座空位放她30cm鳄鱼皮铂金包。由于误点，起飞时候已经半夜两点了，她坐定后就铺开毯子裹住身体包着头睡了。这时经过两个空姐，互使眼色，在我座位边压低声音：“大长今大长今！” 几分钟之后，从经济舱掀开布帘，来了六七个空姐要争睹巨星芳容，手上握着笔拿着纸。带头的空姐伸手轻触李英爱肩膀，也不管已经睡了，直接摇醒她。她瞬间反应是不悦的，但待眼睛张开，马上转微笑，耐心地一一签名。空姐仿佛小女孩般雀跃离开，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睡了。这过程我看到高度的涵养。裴勇俊也是这样，知性优雅。。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林少芬女士曾在采访里提到，您在拍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时提议将这篇广告定为歌舞的形式，这与您之前拍摄MV形式的作品有关吗？
彭文淳：有的。因为主要镜头是参考我拍的《歌舞中国》。我们将《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创意概念定调为歌舞片，少芬很会卖脚本，一句话“西藏有多大，厕所就有多大”灵感由来逗得会议桌上大家笑呵呵。而且“中西接轨”用歌舞形式诠释是直观易懂的，画面种种符号都正确。穿中国红棉袄跟西式燕尾服的男女舞者共跳一曲快四步，从农村跳到大都市，跳到世界最高点。当时中国要加入WTO, 我们传递国力强大的讯息，当时上海拍片很方便。以央视名义申请，浦東的摩天大樓都批准。广告中这一对年轻的舞蹈组合譚轶凌/杨超，拍片偶尔为了默契配合拌嘴、小吵架，後來得到全球最高榮譽的黑池世界国标舞职业组总冠军，两人也结婚了，一对神仙眷侣。
这篇广告其实也是一个中国入世的主题，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个瞬间你会感受到中国在这个历史节点上蕴含的巨大能量、机遇和挑战？
彭文淳：那个时候人在北京特别能感受这种强烈气氛。当时北京很多旧建筑物被喷上“拆”字。整个北京像巨大工地，大面积拆旧城区，造新楼。所有人都觉得明天会更好，所有年轻人都想闯出一番天地，那是广告行业最辉煌的年代。
成立公司
公司成立后拍的第一条作品是商业广告还是其他形式？当时从个人名义变成了以公司为背景，拍这条片子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彭文淳：第一条作品是索爱Sony Ericsson《松鼠篇》。那是亚太区二十几个国家共用的大预算大制作。脚本从一个松鼠的形象，透过索爱的各种手机的传递不断地蜕变，用高科技手法让它变成一个很生动、真实的物件，当时是一个很先进的概念。用这样的一条影片可以将索爱的全系列的手机都呈现出来。全片在上海拍摄，集合了不同国籍的演员与日本的化妆团队。
歌舞中国
《歌舞中国》是您首次涉足纯电影行业，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用黑白胶片来拍摄？
彭文淳：作为创作者，首先我要找出一个形式，让作品跟其他影片有区隔；第二，我觉得上海五颜六色招牌太多了，若用彩色记录，这片子会很俗。所以决定使用柯达16mm黑白胶片。用黑白看上海会有一种特殊的气味，会想到旧时代的上海，会想到爵士乐，可以把格调拉高。
这也是您对电影的一种情怀？
彭文淳：对，再加上所有的年轻的舞者，他们到舞蹈教室都是穿五颜六色，每个人都想展现自我的性格。那些真实的状态用彩色记录会很杂乱。唯有黑白可以调合。
《歌舞中国》是您从广告导演到纪录片导演的跨界，回顾当时，您的想法是什么？
彭文淳：因为与电影或文学相比，再好的广告也有本质上必要的肤浅。这是我不太喜欢广告的原因之一。与不熟的客户开会，我很木纳，很呆。所以思考着透过拍长片暂时脱离广告。拍《歌舞中国》的过程，几次接到台湾打来的电话“喂，要不要接一条什么的广告？”我说正在上海拍纪录片，没法回去。
有人会评价，《歌舞中国》仍然不失为一个广告产品，其实它也有很多广告的影子。
彭文淳：对，有人觉得很棒，独树一格的影像语言，纪录片的形式突破。也有人不喜欢，觉得像广告，配乐太多影响观影体验。
您说过音乐和舞蹈对创作的影响很大，您觉得对于广告或影像行业的其他人来说，保持对艺术的亲近，对创作和灵感有什么作用？
彭文淳：我写脚本都是音乐先行。后来发现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也是这样。他选出三四十首曲子，让它们在cd机里不断的重放，直到剧本完成。后来他出过一张专辑，就是“写剧本听的音乐”。为韩国观光公社拍宣传片“Korea.Let Your Story Begin”，构思时，心中已经有音乐了，就是现在作品里的音乐，原本是韩国作曲家Mowg为电影《光海，成为王的男人》写的主题曲。当时反复听来构思画面。后来剪辑时发现其他音乐都配不上，只好回过头去找Mowg到剪接室看片，根据这个长度重新编排演奏一遍。
另外，易立信金城武唱片行那支广告，主题曲也在写脚本同时发想。金城武找黑胶唱片，哪一首歌曲主旋律可被随意哼唱出来？后来我发现Dear Heart，歌词、旋律、编曲都最符合脚本的心境，开会就提报给客户。总经理黄振彬是留美的帅哥，对这首歌有共鸣，说 “好听！” 我说这是Andy Williams的名曲，我们抢先买下版权，别让别人用去了。他马上答应。所以理想的广告客户，一人做主决定创意，不需会议桌集体共识，结果总是最好的。
【Old is New】时尚故宫
您拍摄的《【OLD is NEW】时尚故宫》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形象广告，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接到这个广告的？
彭文淳：代理商参加公开比稿，故宫选中了【OLD is NEW】的方案。故宫原本都是国民党官派院长。那一年台湾选举变天了，换党执政，用相对开明活泼的亲绿学者接掌故宫。她说，我首要任务就是跟年轻人沟通。故宫的形象要翻新。先从标语着手。 “Old is New”我亲自翻译为：“老东西，新感动”。院长问，若找一位形象代言人，哪一位最贴合年轻人的口味？我们列了清单，有伍佰、罗大佑、李宗盛呀等等。结果票选出来是林强。林强1990年唱的《向前走》红遍大街小巷，形象正向、阳光。但那时他已经不唱歌了，蜕变成电影作曲家，只合作两位导演，一个侯孝贤，一个贾樟柯。故宫有一群专家很认真，第一次参与会议时就来个下马威：“导演，你对故宫历史理解多少？想呈现什么文物代表故宫？意义为何？”要我即席作答，结果支支吾吾不知所云。我马上把故宫出版几本大部头书籍买回家做功课，绞尽脑汁思索。也曾忧虑过，如果拍青花瓷，突然间莽撞的摄影助理意外打破了该怎么办？所以，要从故宫馆藏上万件文物挑出一件，太难了。最后我相中黄庭坚的《花气熏人帖》，觉得文字意境与当时42岁的林强相当吻合。林强跟我同年，1964年生，属龙，我们以前就认识，很多话可聊。将这概念跟他分享，他很认可。这个脚本开会了近半年，直到整个故宫行政团队都认可了，才开始拍摄。
像您从一个特别小的导演，从开始接特别小的项目，到接拍台北故宫这样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您对广告有没有一些新的认识？ 彭文淳：没有，拍片的本质一直没变。最难的是文本转影像的中间过程，要解决很多问题。广告分镜很繁琐，日常生活一个眼神理解的事物，画面常需拆解多个镜头串联。当问到侯孝贤导演为什么都用长镜头，有次他回答我： “懒得分镜，分镜很累”。单机拍片，同一件事情反复拍，拍了光又不联，演员表情又不联，演员刚才讲的话是即兴的，下一秒他就忘记了。
今宵多珍重
您之前一直拍的是广告片、MV以及纪录片，是什么契机让您去创作第一部剧情长片《今宵多珍重》？
彭文淳：那是个错误，美丽的错误。我们这片生不逢时。它诞生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后来新加坡政府开了一个窗口，每一天电影院不能超过30个人看电影，座位必须间隔，还要强制戴口罩。那时我每天晚上一个人到电影院去买票，看自己的电影，最晚一场，空荡荡，享受包场的感觉，有点凄凉。（笑）
《今宵多珍重》是您与太太林少芬女士再次合作，这种家庭和事业上的合作模式会给您的创作带来优势吗，或者有什么挑战？
彭文淳：会吵架。会就某一件事情吵，吵完之后就说“好，听你的”，通常听她的就对了。她对服装的品味非常敏锐。这片子获得金马奖在最佳造型提名，摄影也提名了。我常说，我的片子总是摄影、美术、音乐提名，很少得什么最佳导演。
《今宵多珍重》在专业方面获得了肯定，得了金马奖两项提名，但是在市场上，可能也是因为遇到了疫情，机遇不对，市场反应比较平。
彭文淳：不只“平”，是很糟。豆瓣里有个评语说：“本世纪最烂的电影”（笑）。
探讨及哲思
您既拍过很多中国品牌的广告片，也参与过一些跨国拍摄，比如韩国观光公社宣传片，在您看来，中国的品牌建设和品牌输出这两者的核心差异是什么？
彭文淳：核心差异当然是文化，在除夕晚上，超过数亿的观众同时一起看电视，看广告片，这在全世界都罕见。与此规模相似唯有美国“超级碗“（Super Bowl）可堪比拟。但超级碗充满最昂贵制作的商业大片。春晚则是主打温情公益。《父亲的旅程》现在回顾起来，还是难度极高的片子。
您印象里拍摄《父亲的旅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
彭文淳：首先，坚强的团队很重要。Verawom创意总监蔡萌与制片公司总监沈煜杰合作赢得提案比稿。摄影师梁忠强，美术魯天航在技术上做了最多贡献。然后不厌其烦地反复讨论，日复一日冗长的制作会议，解释得口干舌燥。光选择父亲探望儿子的路线，我们做了三、四套计划。起点哪里，终点哪里，从深山僻壤，走出大山沟，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历经千辛万苦。他要带上老家的什么东西给儿子？有天无意间观察到一个路过的农民工手上拎着沙拉油桶装鸡蛋，很有创意，我与天航凑上前研究了半天。儿子在哪里、做什么职业，北上广深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最后让剧组兵分三路堪景。脚本逻辑在二度堪景过程中仍不停修改。最后主景选在云南石头城，距离丽江两三百公里之外。探亲终点根据火车站拍片支援的方便性，一半选在深圳，一半选在广州，模糊了一眼可辨识的具体地标。弯弯曲曲的道路在贵州。第二，我们考虑到拍摄季节是冬天。南方的冬天，一个月二十几天都是灰蒙蒙的，常会下雨，所以我们捕捉雨天，也等候晴天。摄影苏师平带了一组兄弟专拍空镜头，靠耐心与专业技术捕捉到最棒的画面。然后，关于父子演员，我最希望找纯素人，增加可信度。但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中间曾经考虑过专业演员来扮素人，但觉得一眼假。最后还是决定用素人。
我们看过一些幕后的花絮，作为导演，您在跟老先生沟通的时候特别困难，是要他呈现一个表演的状态吗？
彭文淳：诱导素人进入状态，要用手段。若让他感觉行李重，那就死命往里加东西，直到背包重到背不动，他走路才会那个样子。他在地下道人流茫茫然不知往哪里走，我们预先跟火车站报备，搭伪装大木箱放在通道中央，把摄影机藏进去。木箱钻一个小洞给镜头。路人不知自己上镜很自然。老先生头顶上前一天已经布置灯光。我们所有人躲在距离很远的地方看监视器，遥控开机。制片将老先生带到位置，说你在这里别动。等会你儿子出来找你，眼睛盯着看。所以他视线有准确方向。他杵在那快一个钟头，找不到儿子，更找不到我们，真绝望了，才捕捉到那个表情。
这个片子反响很好，很多人觉得有共鸣，认为它拍出了中国式面临问题的亲情关系。您是如何把握这种情感的，和您自身的人生经历有没有关联？
彭文淳：它有部分反映我和父亲的关系。我跟父亲连语言都有隔阂，因为他受日本教育，习惯讲日文，思考日文，母语是客家话，普通话很差。我们小时候讲客家话，上学之后就不讲了。记得有次部队开放探亲，他来看我。我们俩坐在草地角落。他带来一些食物，我两口就吃完了。剩下时间就发呆望着旁边，其他探亲家属跟孩子无话不聊，我们俩却无话可聊。大概半个小时后，他起身说回家了。临行前望了我一眼，说：“你要好好活着呀，一个人”。这句话当时没感觉，日后却久久停留心中。这明明就是日语语法。在他的年代，他曾服役日本海军，遭美军轰炸，重伤。活着对他而言比什么都重要。为什么强调“一个人”呢？我现就正是他说那句话当时的年纪，感触越来越深。
你之前也提到过非常多的一些因素，比如客户创意、摄影、美术……这些都会影响广告片，您认为一支好的广告片，最重要的是什么？
彭文淳：最重要是客户。客户决定了影片的高度。其次，创意总监跟导演。两者其实在同一个位置上，为同一理想在奋斗。所以创意总监与导演要合作紧密。一个广告导演能够有一个完全理解他、支持他的创意总监非常幸福。
回望及寄语
除了导演身份之外，您最希望被记住的身份是什么？还是就希望能成为一个导演？
彭文淳：我从来没想过要被记得。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被命运安排为“成功的导演”。
我没流量、不爱发言、不玩人设，没有纹身，也没长发。
最多，也许有几部作品，静静流淌着，让业界记得。
记录者
- 发起人 -
吴金君
胡菡菡
- 总策划 -
吴金君
- 口述者 -
彭文淳
- 记录者 -
邹梦媛
- 资料收集 -
胡菲扬 张成蹊
- 采访提纲 -
王奕婷 任丽亚
- 影音指导 -
李海伟
- 现场拍摄 -
黄骏鸿 陈昱含
（完）